『太极』 『阴阳』
『天人合一』
『体用一源』
『道』 『德』
『八卦』 『气』
『龙凤』 『鹤』
『命』 『情』
『爱』 『礼』
『孝』 『利』
『法』 『雅俗』
『尚统』 『爱国』
『务实』 『安土重迁』
『意境』 『山水』
『琴』 『棋』
『书』 『画』
『酒』 『茶』
『自强不息』

安 土 重 迁


  安土重迁,意即安于故土,不轻易搬迁的意思。作为中华文化一种重要的特色,安土重迁体现出来的是黄土文明——农业文明——的特征。在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,农业民族对土地的依赖远胜于游牧民族,上古时代黄河流域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中华民族,也使中国人习惯于在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,习惯于这种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安宁与平静。“鸡犬之声相闻,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”,既是农民自身的要求,也是统治者的需要——社会细胞的自我封闭和彼此独立,对于行外儒内法的统治者而言,无疑是上佳的统治状态。在安土重迁的文化心态下,形成的小农意识,一方面表现为胸无大志,老婆孩子热炕头,成为普通中国男人的最高人生理想追求。另一方面,就是对霸权的反对和反抗。自古以来,中国人就反对霸权,提倡王道。对于杀人盈野、盈城的战争,深恶痛绝,对于外族的入侵,也极为排斥。长城的修筑,从文化心态上讲,反映的正是这种不称霸、厌纷争的心理。秦汉以来,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少起边衅,统治者往往采用“和亲”的政策,通过与少数民族首领结亲的方式,达到消弥战祸的目的。汉代的王昭君入匈奴和亲,唐代的文成公主入藏,就是其中显著的例子。这当中,王昭君现象,是很能说明汉民族安土重迁的文化心态的:王昭君出塞和亲,达到了胡汉亲和的目的,满足了汉民族安土重迁的心理,但是,作为个体,王昭君却不得不抛弃安土重迁的观念,背井离乡,远入塞外漠北。对于王昭君的和亲,汉代时就已有怜其远嫁的歌咏,唐宋时代的大诗人如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杜牧、白居易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姜夔等,都有咏叹,从不同的角度,对昭君出塞发表意见,但总体倾向于对远别故土的王昭君的同情:“一去心知更不归,可怜着尽汉宫衣”,“昭君不惯胡沙远,但暗忆江南江北”,“不识黄云出塞路,岂知此声能断肠”等名句,无一不是对昭君充满同情。而在这同情的背后,反映出来的,正是这些大诗人心中安土重迁的文化心态。
  虽然后世文人墨客对昭君出塞见仁见智,但在王昭君的身上,确实表现出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成份,不管当时的她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,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。由此也可看出,安土重迁,也是相对而言的。作为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古国,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巨大,是不可估量的。虽然中华民族表现出安土重迁的文化特色,但是,在民族利益受到侵害之时,这个东方古老的民族共同体又会奋起反抗侵略及其暴行,不惜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,这正是这个古老的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。
  安土重迁意识与封建宗法制度相互结合,也就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为稳定的社会基础。既然轻易不迁离故土,那么,只有被故土抛弃者,才会于万般无奈之下,背井离乡,离家远走。海外华侨在当年流亡海外之前,不忘包起故土随身而往,一立定脚根,即建宗祠立祖庙,以示不忘故土祖先,并在那里建立起新的宗法制度,形成新的具有华人特色的文化细胞,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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